废车站

    顾唯烟把车停在那棵枯死的银杏树底下时，天已经快黑了。

    省道拐进乡道的那段路比她记忆里窄了很多，两边的树疯长，枝条刮着车门，发出像指甲刮过玻璃的声响。她开了导航，导航在那条岔路口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说了一句“前方无道路”。她没有理会，径直拐了进去。路越走越窄，从水泥路变成碎石路，从碎石路变成被荒草淹没的土路。她终于看见那座火车站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成了灰蓝色。

    火车站很小，灰白色的外墙皮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。候车室的窗户用木板钉死了，木板上用红漆写着几个大字——“此站废弃，禁止入内”。字体歪歪扭扭，像是小孩子写的。站台还在，水泥地面裂了缝，缝隙里长出了齐膝深的荒草。铁轨还在，锈迹斑斑的，在暮色中泛着暗红色的光，像两道干涸的血痕。站牌还在，白底黑字，写着三个字——“落雁站”。

    顾唯烟把车停在站前那块空地上，熄了火。引擎的余热在冬日的冷空气里散得很快，她攥着方向盘，盯着那块站牌看了很久。她是在这条铁路线上长大的。她父亲是落雁站的站长，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站。她小时候在站台上跑来跑去，数铁轨下面的枕木，从第一根数到第二百七十三根，然后跑回去告诉父亲她数完了。父亲蹲在站台上抽烟，头也不抬地说，你又数错了吧。她不服气，又去数，数了三遍，还是二百七十三。

    后来铁路改线了，落雁站被废弃了。父亲调去了别的站，她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父亲死的时候她正在外地出差，赶回来只来得及看见他的遗像挂在灵堂上。她跪在遗像前面磕了三个头，站起来，看见灵堂的角落里放着一只旧皮箱，皮箱上贴着一张纸条——“唯烟，站里留了一些东西，你回去看看。”

    她一直没有回来。直到今天。

    她从后备箱里取出手电筒，推开了候车室那扇虚掩的木门。门轴发出刺耳的嘎吱声，像一个人被吵醒之后发出的不满的叹息。候车室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几排长椅，漆面剥落了大半，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。墙上挂着一块老旧的时刻表，玻璃碎了，里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了。她用手电筒照着，辨认出那上面印着的一趟趟车次——K字头、t字头、绿皮车、慢车，密密麻麻的，像是很多条被凝固在纸上的河流。候车室的角落堆着一些杂物，几把破椅子、一个生了锈的炉子、一摞发黄的旧报纸。她蹲下来翻了翻那摞报纸，日期是她出生那年。

    她听见了一个声音。不是风声，不是木头的嘎吱声，是脚步声。从站台的方向传来的，很轻，很碎，像一个人穿着布鞋在水泥地面上慢慢地走。她站起来，走到候车室通往站台的那扇门前，透过门缝往外看。站台上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可那个脚步声还在响，从站台的这头走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走回这头，像一个人在等车。她推开门，站台上确实没有人。但她看见了一样东西——地上放着一只搪瓷缸子，很旧，白色的漆面斑驳，缸沿有一圈暗红色的锈迹。她走过去，蹲下来，那只搪瓷缸子像是被人随手放在那里的，缸口朝上，里面还有半缸水，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灰，像是有人刚刚还在用它喝水，只是起身离开了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

    她把搪瓷缸子放回原处，站起来。脚步声已经停了。风吹过站台，吹得那些荒草伏倒又立起来，像很多人在同时弯腰又直起身子。她把搪瓷缸子捡起来，放进了自己的挎包里。那天夜里她没有走。她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躺下来，盖着一件旧大衣，睡了过去。半夜的时候她被冻醒了，坐起来，看见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道一道细细的白线。白线的尽头，站台的方向，有一盏灯亮着。不是手电筒的光，是那种老式的煤油灯，橘黄色的，一摇一晃的，像一个人提着灯笼在走。她走到门口，那个提着灯笼的人已经走到了站台的尽头，正在朝铁轨延伸的方向慢慢地走去。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很厚的积雪上。她喊了一声，那个人没有回头，继续走，走到站台尽头，消失了。

    天亮了。她走到站台尽头，地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那些锈迹斑斑的铁轨和齐膝深的荒草。她不知道昨天晚上看见的那个提着灯笼的人是谁，也许是父亲，也许是别的什么。她只是觉得，从她把那只搪瓷缸子装进挎包里的那一刻起，她就在这座车站里住下了，每天晚上都会在